澳门新葡亰总站文保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专家谈,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为我国文物保护科技事业发展,展开了新的一页。

前 言

  《规划》总结了我国文物科技事业的现状与“十一五”期间获得的重大成果和进步,也认识到了我国文物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在实施国家重点保护工程的计划中就可以发现:文物科技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滞后,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体系不完备,科技支撑不力,技术队伍实力不足,人才严重匮乏。已有的文物保护修复科研成果,和成熟的经验,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规划》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留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宝贵遗产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见证,是文化认同的标志,是提高创新能力的源泉。科学、系统地保护文化遗产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文物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可再生的重要物质资源;同时,也是调结构促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

  《规划》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哲学层面的理论研究。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的文化遗产特点,较早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原则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处在世界的东方,在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有木构的古建筑;有岩土建筑和土遗址;有金石、书画、陶瓷、漆木器、纺织品、纸张;有彩画、壁画、泥塑、木雕……这些具有区别于西方的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对它们的保护、修复必然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在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上也有所不同。西方长期以来主要侧重于对古代艺术品的保护和修复与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而我国,特别是建国以来,对文物价值的定位是最为科学的:文物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遗迹、遗物,其在今天社会生活中和社会发展中能起到积极作用。我们所说的文物研究就是揭示它的价值,是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掘其社会功能。文物的保护,首先是保护文物的实体,因为实体是文物价值的载体,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全面科学地保护、保存文物固有的价值和一切历史文化信息。顾名思义,文物的修复工作是对残破了的文物的修整和复原,也是为了完整地体现和展示文物的价值。要想科学地保护文物,就必然要全面了解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理念以及传统技术和材料。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我们所把握的原则、技术手段和方法,避免对文物固有价值的伤害,才有条件进行文物价值的科学保护和体现。我们必须根据中国文物的特点,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及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建立起东方文物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和方法,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才有可能以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有效地进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保护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切实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高度重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文物保护科技的进步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强国转变的核心要素,文物保护的能力和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规划》强调了“完善多元合作,整合社会资源”。从人文层面来讲,文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理念和传统技术的结晶,从科技层面来说,社会一切物质材料被人们所利用赋予它历史价值,都有可能成为文物。所以对文物的研究与保护,涉及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还包括艺术、美学,任何学科都可以在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建立创新机制,多元合作创新联盟就是文物科技事业的特点和必然,应该提升战略高度来认识,文物科技事业的科学发展,必须依靠全社会、各行业的支持和帮助,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一次“十一五”重大专项立项论证时曾经讲过:“科技部的各个司局,都要关注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也就是这个道理。

     
为明确今后一个时期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向与任务,确定“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重点,切实推动文物保护科技进步,全面支撑和引领文物、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自主创新,落实科技规划纲要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特制定本规划。

  同样在人才培养方面,《规划》提到了要培养文物保护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复合型人才,这确是“当务之急”。文物科技队伍从研究到保护技术,永远不可能完全依靠文物系统自身来解决。文物科技水平是随着全社会科技的进步而提高的,一个文物科技的领军人物必然应该是一个战略科学家,能紧跟世界科技前沿,把握社会科技发展动态,了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能通过科研技术的合作及时地将研究成果引入文物科技工作中来,在文物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作用,促进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修复水平的提高。一个文物保护战略科学家要有战略眼光并需要具有前瞻性,要有能力组织各相关学科的专家,协同作战,共同来解决文物科技事业发展中瓶颈性的疑难问题。

     
本规划涉及的对象包括文物和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涵盖近年来受国际文化遗产界高度关注的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二十世纪遗产等新兴类型。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密切关联。为加强价值认知和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与科学性,要高度重视系统性研究。文物保护包括对价值的认知、保护措施的实施和经营管理,涵盖了调查、研究、评估、认定、记录、展示和传承,对文物本体的保存、维护和修复,以及对相关环境的控制与治理。文物保护科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一切与文物保护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相互渗透融合的交叉学科。

  《规划》提到了基本形成以技术体系为核心,以组织体系为支撑,以制度体系为保证的创新系列,还特别强调了以技术体系为核心,由于技术体系不完备,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技术供给不足、科技支撑不力、科研成果成熟的技术也不能有效的推广。由于一些培训班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造成效果欠佳。《规划》提出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技术体系,加强文物价值的认知,保证文物保护的真实性、科学性。包括文物的调查、研究、评估、认定、记录、展示和传承;包括文物保存、保护、修复以及相关的环境监测控制和治理,作为与文物保护修复直接相关的,现状评估、价值评估、文物的病害及其环境的调查,研究分析,针对性的保护,修复方法、工艺、材料的筛选以及保护修复效果的评价方法,并逐渐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范、标准,以保证文物科技事业,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本规划在系统总结、分析国内外文物保护科技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指导思想,明确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部署主要任务,制定保障措施,指导“十二五”期间全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

  《规划》在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摸清了存在的不足,明确了要加强哲学层面的发展战略研究,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原则和方法体系,还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具体发展战略,工作思路和具体工作任务。《规划》的实施,将使我国的文物科技事业科学化有一个新的突破,产生一个新的飞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现状与趋势

科学谋划 发展创新 跨越提升

       (一)主要成绩

  

     
“十一五”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我国文物保护科技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从宏观到微观,从广度到深度,都有较快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促使人们对文物保护科技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根据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在文物工作方针和科技发展方针的指导下,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合作为纽带,以重大科技计划为载体,实现了文物保护科技的跨越式发展,行业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省文物局 局长  赵荣  

      1. 技术创新活动全面展开

       
科技是文物工作的核心,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也是提升文化遗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从文物事业发展的总体形势看,无论是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还是陈列展示、公众服务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表明,文物事业能否做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文物科技保护事业的发展。正如《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文物保护科技的进步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强国转变的核心要素。”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机遇期之时,国家文物局制订并公布了《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凸显科技在文物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国家对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重视,凝聚了全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者对事业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这既是推进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科技在文物工作的引领和核心作用,促进文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跨越提升,以及文物事业的科学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国家先后启动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古代建筑保护技术及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石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等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面上项目。通过联合攻关,在系统揭示文化遗产价值、探究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特征与规律、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大遗址的保护与管理、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材料、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测与控制、传统工艺科学化、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保护集成装备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文物保护科技水平显著提高,若干制约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得以解决。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立足于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结合国际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前沿,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关键难点问题,以增强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为战略目标,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战略重点,以实施若干重点科技攻关为战略突破,通过重大专项、战略研究、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提升计划、文物保护基础研究推进计划等的周密设计,科学谋划了“十二五”期间的工作目标,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文物保护科学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尤其是一些重大专项课题和提升计划的规划,如“文物风险预控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相关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文物保护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文物保护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考古与出土现场应急保护关键技术提升计划”等,具有文物科技保护事业发展的前瞻性、创新性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集中有限资源,在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关键点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符合当前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实际和未来发展需求,很好地统筹了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理论与实践、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对于切实推动文物保护科技进步,全面支撑和引领文物、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地在积极组织力量参与国家文物保护重大科技项目的同时,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需求,组织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创新活动,一些省份在“十一五”期间,还增设了科技专项经费,用于支持改善本地区科技基础条件和解决文物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科技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良性发展模式。

澳门新葡亰总站,  在“十二五”期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将按照《规划》要求,进一步强化“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加快展示利用步伐、促进文化强省建设”和“考古发掘是基础,科技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文物工作思路,继续加大对陕西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围绕行业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事业快速发展,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研究与实践、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及保护等一批优秀科技成果,以及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许多科技成果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长城资源调查、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大遗址保护工程、灾后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改善、博物馆展示服务提升等重大工程和重点工作中得以应用,有效提升了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首先,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科学构建陕西文物科技保护创新体系。陕西省目前已拥有陶质彩绘文物、砖石质文物、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等3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3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1个ICOMOS国际文物保护中心,以及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等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共建的四家研究中心。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这些科研平台的扶持力度,积极鼓励中外合作、“创新联盟”等多种形式的联合协作,使之成为整合文物保护及相关领域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人才、开展科技攻关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促进文物科技保护水平的整体发展、提升。

       2. 科研组织规模发展迅速

  第二,围绕国家重点,立足特色科研,在解决文物科技保护的瓶颈和关键问题方面有所突破。“十二五”期间,我们将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立足于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实际工作需求,积极组织科研力量参与“十二五”规划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工作,重点围绕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控制、物联网技术应用研究、文化遗产地监测体系、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以及石质文物、土遗址、陶质彩绘、彩塑文物、壁画等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工作,并积极承担和参与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编制。同时,我们每年将拨出不少于500万元的科研专项经费,进一步支持文物保护基础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以陕西省文物保护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文物科技保护的瓶颈为突破,加大对文物科技保护基础问题、共性问题的研究,解决省内文物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技术难点问题,提升高新技术对文物管理、考古、保护、陈列等各项工作的支撑能力。

     
“十一五”期间,文物保护领域的科研组织规模迅速扩大,多元化、结构化的科研组织体系和发展模式基本形成。

  第三,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重视科技保护人才梯队建设。发挥省内高校院所的资源优势,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积极支持和鼓励优秀科研人员快速成长,在培养高层次、高技能的科技人才的同时,提拔任用有突出表现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才担任领导职务,给文物保护人才以更大的职责和话语权,使之成为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和体现陕西文物科技保护软实力的名片。

     
国家级科研机构实力增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现了改所建院,创新活力和创新动力不断提高,并向着国家级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平台的方向迈进;“古代壁画保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准成立,并在相关省份设立工作站,有效扩大了科技成果的辐射范围;依托文博单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分4批设立的17家行业重点科研基地,成为整合文物保护及相关领域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人才、开展科技攻关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更新理念  创新机制 积极履行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

     
专业性研究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的区域性、专题性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已发展到80余家,共建成实验室近500个,科技基础条件得以改善。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部分科研机构积极参与了本区域的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科技资源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合作网络多元发展。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科学院积极探索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针对文物保护的重大需求,联合组建技术创新平台;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展了战略合作,利用其全国专业技术协会的资源优势,推动了文物保护科技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与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启动实施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试点建设项目,有效整合和发挥了中央与地方在政策、组织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专业技术创新联盟签约运行,实现了研发链条各环节间的优势互补。

浙江大学副校长、国家文化遗产科技保护区域创新联盟(浙江省)理事会秘书长  
罗卫东  

     
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系统内文物保护科研人员数量较以往大幅增加,高素质科技人才比例快速提升;系统外科研人员大量涌入,人才队伍得以充实壮大。一批行业领军人物脱颖而出,一些科技专家进入国际科技组织的领导层。以优秀创新人才为主体的科研团队建设初见成效,逐步成为推动文物保护科技进步的核心力量。

      
随着《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的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深化。我国已与3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培训、科技考古、壁画保护、石质文物保护、陶质彩绘文物保护、金属文物保护、纸质文物保护等合作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我国文物保护科技水平;通过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茶胶寺、蒙古博格达汗宫修缮工程等援助项目的实施,扩大了我国文物保护科技的国际影响。

  在这个新的阶段,作为科技进步主要力量的大学应该发挥何种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3. 科技管理能力显著加强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大学不仅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提高水平,发挥重要作用,还必须要大力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十一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管理工作逐步形成了依靠法规强化管理、依靠规划引导管理、依靠标准规范管理和依靠技术手段辅助管理的科技管理模式。

  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是大学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一个重要抓手。

     
国家文物局在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司的职能,文物保护科技行政管理能力得以加强。行业科技管理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涵盖行业科研课题、科研基地、科技成果、科研奖励和专家管理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及指导意见先后出台,科研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重大科技项目管理中引入第三方评估咨询制度,探索并实践了科技评估咨询活动由“自然人”行为向“法人行为”的转变,实现了科技项目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

  实践表明,文物保护科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一切与文物保护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相互渗透融合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因其为各个门类高水平学科的集成,促进其与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战略需求的耦合和互动,就具有极大的意义。

     
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批基础性的文物保护技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继颁布,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工程,“文化遗产领域走向国际化,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组织”已成为国家标准化工作实现国际突破的重点支持方向。

  首先,从国家文物事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来看,目前,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虽然进步很快,但无论是与文物事业发展的需求,还是发达国家文物工作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事实上,文物保护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在总体上还无法得到满足。制约文物保护的科技瓶颈十分显著。单靠文物部门自身的科技力量,更是难以满足工作的需求。大学作为我国科技进步的主力军,无论就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国际学术交流,都有着其他机构不可替代的优势,应该而且能够为文物保护科技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平台、文化遗产保护科技项目(课题)备选库和国家文物局科研课题管理系统的陆续开通运行,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其次,就研究型大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其学科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离不开重大战略需求的拉动。学科发展也好、学术进步也好,其基本的动力来自于重大问题的形成,而这正是社会发展事业形成的需求所导致的。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艰巨性,既意味着文物科技保护工作面临重大的挑战,也决定了文物保护科技研发和转化工作本身蕴含着重大科技进步的新机遇。

  长期以来,研究性大学与文物部门之间存在较深的区隔,各自又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存在着文物部门单打独斗、应接不暇,而大学有力使不上的状况。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并不完全合理有效。

  要更好地发挥研究性大学在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文物部门和大学之间不仅要在理念上逐步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还需要形成合力。为此还要锐意改革,真正形成持续有效的开放、共享、合作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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