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总站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的讲话,新世纪应该怎样考古

中国考古学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在夏鼐、苏秉琦、宿白、徐苹芳等历任理事长和常务理事们的悉心关怀下,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鼎力支持下,中国考古学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学术团体,始终指引着中国考古学学科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而以张忠培先生为理事长的新一届理事会上任以来,学会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学术科研和考古工作的第一线,从三峡、南水北调考古到大遗址考古的实践,从东北地区、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研究到中国玉文化的探讨,学会积极引导广大考古工作者研讨当今考古学科和考古工作的前沿问题,为考古学科建设搭建起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来源:天津日报

     今天,借学会第十四次年会召开之际,我也简单谈几点意见。

澳门新葡亰总站 1中国考古学大会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内 东赵遗址发掘现场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启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到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发掘,再到多位考古学者参与、持续至今的殷墟考古和研究,中国考古学走过了90年的历史,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告别了懵懂的传说时代,化为历史长河的恢宏画卷,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硝烟战火,也经历了新中国的国盛民强。

澳门新葡亰总站 2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内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吸纳了世界考古学的最新理念和方法,以重建中国古史为己任。李济先生组织对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也让殷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梁思永先生发现并确认了后冈三叠层,首次辨识出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的发展序列,成为中国田野考古技术大发展的显著标志;城子崖、斗鸡台、燕下都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开始揭示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星星之火;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考古人仍在西南、西北等地探寻着古老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国考古学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积极探索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来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步在学术舞台上展示出其特有的魅力。

  2016年5月21日到23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召开。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是自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近年来,中国考古学飞速发展,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化合作日益广泛。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英、德、俄、日、韩、埃及、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十余个国家的近400位中外考古学者以及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媒体代表等将围绕此次大会主题“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展开相关交流和讨论,本报记者奔赴郑州考古大会场,直击现场动态。

       新中国的成立为考古工作的大发展和中国考古学科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下,《文物保护法》、《考古发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相继颁布,考古管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国家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了34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有效缓解了建国之初人才紧缺的状况;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相继设立了考古专业或考古系,为地方输送了大量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地方考古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成为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中流砥柱;而中国考古学会,以及其他地方考古学会的成立,则大大推动了考古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夏鼐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田野考古技术规范创立、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探索、中西交通史和科技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苏秉琦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在区系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中华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脉络为主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逐步形成。牛河梁、良渚、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三星堆祭祀坑、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等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三峡、黄河小浪底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考古工作顺利开展,水下考古、动植物考古、科技考古、航空遥感考古等工作全面推进,对外交流合作日渐频繁,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中国考古学的文化系列和编年框架逐步确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首届考古学盛会汇英才 人才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有力保障下,在宿白、徐苹芳、邹衡、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考古学家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聚落考古、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手段等日益拓展;区域系统调查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学科专业单位的合作,考古学者的视角更为广阔,拥有的材料更为丰富,新发现及其新发现带来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探源、石窟寺考古、盐业考古等重要课题研究深入开展,探讨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方面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采用多学科合作研究和跨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有力推动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大遗址保护而开展的良渚古城、汉唐帝陵陵园遗址等调查和发掘,让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高句丽遗址考古工作更对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考古学逐渐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更加关注学术科研成果的普及,更加重视公众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的满足,走出了一条科学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5月21日上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隆重开幕。在大会现场,记者看到了从五湖四海赶来的国内外著名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如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等。与会代表中,绝大多数都是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很多白发苍苍的权威考古学专家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会场。

       二、中国考古界的优良传统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梅鹏云告诉记者,之前的大会也是每年举办一次,规模在百人左右,这次改由多个专业委员会组织研讨、面向全世界公开办会,只要有通过大会审核的论文就可以参会。据工作人员介绍,大会收到400多篇论文,涉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各个时段的考古研究。“此次活动安排充实密集,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考古学合作交流的一次难得机会。”梅鹏云说。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群体是一支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不论是考古学诞生之初与外国学者分庭抗礼时的自信和坚持,还是战争年代在硝烟炮火中探寻古迹、埋头钻研的无畏与执著;不论是在基建工地上争分夺秒抢救国家珍贵文物时的永不放弃,还是在实验室中通过科技手段获取各类考古信息的一丝不苟,我们的队伍一直秉承着勤奋、严谨、求真、务实,“跟着材料走”的治学之道,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中国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开幕式上表示,考古是文物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国文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自上世纪初兴起,从最初的证经补史到自成体系,迅速成为与传统文献史学并重的人文学科,为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在学科发展、基本建设考古、大遗址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斐然。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广东阳江南海I号等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高句丽遗迹、殷墟、元上都遗址、土司遗址等考古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江西新建墎墩汉墓经过5年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堪称考古工作的典范。

       一是科学探索的精神。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人文科学,是以实物证据为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解读和复原,由不得妄自猜测和揣度。现代中国考古学虽然与西方考古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是中国考古学者从未盲从和攀附西方,而是结合我国考古遗址自身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得田野考古技术不断提高,借助科技考古所获取的古代人类与社会的信息愈发综合全面;在这一基础上,文物保护与公共考古也蓬勃展开,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融合的学科不断换发新的魅力,已经在学术舞台上展现出了独特和动人的特色。

澳门新葡亰总站,       二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晴时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正是田野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很多考古工地位于人迹罕至的乡间荒野,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艰苦;有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时间紧迫,常常要求考古人员披星戴月,加班加点。不论是广袤戈壁,还是浩瀚海洋,只要文物需要保护,就能看到我们考古人的身影。他们担负起守护国家文化命脉的重任,也在长期工作中形成了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优良传统。

澳门新葡亰总站 3东赵遗址发掘现场

       三是敬业奉献的精神。考古科研工作异常清苦,从田野发掘,到资料整理,再到日后的系统研究,每一项成果的取得都要耗费考古工作者巨大的心力,甚至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付出与努力。面对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广大考古工作者能够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始终坚守着考古人的信念和理想,始终坚守着考古行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底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默默无闻地做好田野和案头工作,这正是我们学术发展的脊梁。

  大会颁发了由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出的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田野考古奖、金鼎奖、金樽奖、金爵奖等奖项颁奖。其中,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年逾九旬的学界泰斗、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荣获首个终身成就奖;河南省郑州市东赵遗址考古发掘在内的21个项目获田野考古奖;《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11项考古研究成果获金鼎奖;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等14个项目获金尊奖;吕红亮等11人获金爵奖;“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等12项活动或报道获金镈奖。

       四是理性思考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度,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反对“挖宝”的思想,坚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和贵族墓葬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科学考古工作,让祖先创造的宝贵财富得以有序传承。

  新世纪的考古学方向 走科技化公众化道路

       三、中国考古学的新转变和发展的新方向

  21日下午开始,大会各个专业委员会进行关于“旧石器”“新石器”“夏商考古”“植物考古”“公共考古”“文化遗产考古”等13场分组讨论。在“文化遗产考古”专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杜金鹏发表的精彩演讲获得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会后,杜金鹏接受记者采访,结合讲座内容对于考古工作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

       九十年的成长壮大,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逐步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专业人才崭露头角、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学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中国考古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转变,逐步变成了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一方面,考古学应坚持考古学精细化理念。中国的考古资源十分丰富,但不可再生且日渐减少;中国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大速度快,但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偏低;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遗迹遗物等珍贵文物——尤其是脆弱文物,在发掘现场得不到保护,进入实验室保护也往往不够及时,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常脱节,造成一定程度的考古资料损失。因此,从考古学科永续发展角度看,走资源节约型的精细化道路势在必行。

       一是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调查”的观念,更加关注对大遗址的考古调查和整体价值挖掘。在注重对重要遗迹和墓葬考古发掘的同时,更加致力于考古遗址整体内涵的阐释和遗址本体的保护,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调查项目对考古遗址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为制订保护规划,统筹考古遗址的保护、发掘、展示和利用等各项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在总结前辈经验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实验室考古”新概念。实验室考古是指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发掘清理,随时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发掘清理、分析检测、保护处理、研究复原为其基本要素。把文物保护工作前置于考古第一现场,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熔融一体,推动考古学向着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护的方向前进,走科学化、精细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其基本理念。

       二是逐步扭转了“重考古、轻保护”的倾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在山西绛县横水、陕西西安凤栖原、湖北荆州熊家冢等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与科技保护人员积极配合,将考古发掘过程与遗址保护工作同等看待、同时进行,让保护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考古机构也注意将考古工作贯穿于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根据考古工作所揭露的遗址价值和保存状况,审慎决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另一方面“公众考古”是新世纪的新名词,但它其实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而今,我国的考古研究院所设立公众考古机构,向社会开放考古工地,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举办考古讲座,考古学家走进中小学,考古网站面向大众,设立公众考古微信平台,创办文物医院,一些大学的考古院系设立公众考古中心,举办考古夏令营,发行《公众考古》等专刊,许多考古学家撰写考古普及读物,世界考古论坛设置公众考古讲座等,都是考古公众化的体现。

       三是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考古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考古报告出版的重要性,从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高度,积极做好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很多积压多年的考古报告陆续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但是,仍有一些已经发掘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像阿斯塔那古墓群、草鞋山遗址等重要考古资料迟迟得不到整理和出版,工作仍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但是“公众考古”还应该有更高要求,应该多关注学科和社会的关系,关注古代遗存的现代价值和积极作用,这不完全是考古知识普及、考古信息共享、考古配合基本建设等问题,还包括考古学与社会共同进步、融入乃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反过来为考古学提供更多可能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四是逐步改善了“重研究,轻普及”的状况,考古知识的公众普及工作得到了广泛重视。考古研究工作不仅仅是专业的、行业的、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考古工作者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公众对于考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重视推动公共考古学的普及,强调考古工作和考古遗址保护的公众参与,通过形式多样的现场参观、专家讲座、夏令营活动等积极传播考古学基本知识,使社会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有机会亲近考古遗址、爱护考古遗址。

  借此次大会,刘玉珠局长对新时期的考古工作提出几点意见,首先是增强大局意识,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做到守土尽责,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并达到双赢。其次要增强保护意识,促进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考古是做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要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作出应有贡献。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强调保护意识,就是要掌握遗址保护展示的基本方法,对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现象要不要保、怎么保心中有数,充分考虑到遗址后续保护和展示利用的需求;不光管挖,也要管“保”和“用”。从考古学科的发展来说,也要坚持问题导向,在理论研究和田野实践中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当前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问题。再次,增强合作意识,提高考古水平。充分吸纳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新技术,不断拓展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后,增强开放意识,推动国际合作共赢。在国际眼光和开放胸襟下增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积极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考古人的风采。

       随着新时期对考古遗址保护的更高要求,中国考古学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国家文物局近年来着力推动和全体考古工作者努力加强的主要工作。

  中国考古走向国际 涉外考古初见成效

       一是增强了考古遗址保护的紧迫感。在当前城市化加速进程和大规模城乡建设的背景下,考古遗址及其环境的保护形势异常严峻。放慢保护实施步伐,就可能导致更多考古遗址惨遭损毁。在这一形势下,全国考古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文物工作方针,加快考古遗址,特别是位于城近郊区的考古遗址抢救和保护的工作步伐,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

  本届大会国际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同时也受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开幕式上,印度考古调查局考古所所长桑杰·库玛尔·曼纽尔、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睦(Mayke
Wagner)等来自海外的考古学者也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我看到大会提交了很多有意思的论文,我非常有兴趣去听一听。”王睦用熟练的中文告诉记者。

       二是高度注重考古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之间的和谐共赢,使考古遗址保护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使考古遗址保护最大限度地得到各级政府,特别是当地政府及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积极开展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逐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考古遗址成为城市中最美好的地方,成为对城市景观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充分发挥考古遗址保护的社会效益。

  在“海外学者演讲与座谈会”上,来自埃及、印度、洪都拉斯、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代表分享各自考古方面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中外学者讨论环节让人看到了更多中外考古学界合作的可能性。

       三是着力推进行业建设和队伍团结。当前,城市建设中的考古遗址保护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三峡后续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高速铁路和公路等国家重大基建项目纷纷上马。在此形势下,全国考古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考古前辈无私奉献、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加强考古行业的团结,凝聚全行业的学术和技术力量,加强对重大考古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考古工作水平,树立起考古工作者良好的职业形象。

  “所谓国际化道路,不仅是人员的国际化往来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考古的对象扩大到境外,把考古的眼光放大到世界。”杜金鹏解释道,尤其是,中国考古学要利用和服务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美洲、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涉足,就是国际化的具体表现。

       四是加强了专家学者、专业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沟通。专家学者、专业机构与行政部门从不同的工作角度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虽然各有倚重,但是目标一致。为此,行政部门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咨询作用,尊重并充分吸纳专家学者的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专家学者和专业机构支持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

  目前,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已有初步成效,比如一系列境外项目的实施。此次大会论坛安排了五组参与过中外联合发掘项目的负责人进行演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所长陈永志讲述了长达十年的中蒙合作项目《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的150余处古代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面积达12000平方米,提高了我国游牧民族文化研究国际话语权,增强了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的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介绍了在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城邦科潘遗址的发掘;研究员朱岩石介绍了在乌兹别克斯坦过费尔干纳盆地明铁佩古城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的新收获。

       不久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实施文化兴国的战略措施,这也为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要求中国考古学会充分发挥学术引导作用,凝聚和团结全国考古工作者,不断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他们主动投身于基本建设考古、大遗址保护、长城资源调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等各项工作中。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大力推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的有力举措,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原文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5日第3版)

  此外,杜金鹏补充道,湖南省考古所与孟加拉国考古机构合作,在Vikrampura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3746平方米,是孟加拉历史上最大考古发掘,成果巨大,为我们研究8-12世纪南亚次大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为研究中孟交流史以及藏传佛教文化等提供宝贵材料。与此同时,我国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很好地发挥了中国考古学的作用。这些工作,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创新,为抢占国际学术前沿和掌握国际话语权,为探索中华文明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29 23:06:24编辑过]

  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所说,中国考古学国际化还在起步阶段,中国的“外国考古”还停留在以翻译外国考古著作、介绍外国考古成果为主的水平;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没有专门的教学部门;除了周边国家,我们的考古触角延伸得还不远更不多;我们对于世界范围的考古学重大问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假以时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时代终会到来。(记者
丁佳文)

  原标题:新世纪怎样考古:精细化科技化合作化(图)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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